论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二

二，古都比较学研究才能确认中华第一古都西安

　　　中国有个古都城镇遗址，都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心。这些古都城镇并非彼此不相干，而是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思想文化渗透、教化、主导作用下，以最强势的主流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历史文化为核心主体，由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的“中华第一古都”来成为真正“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当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这就是“长安文明”，就是华夏精神故乡。

站在历史科学的立场上，判断谁是中华第一古都？实质上就是认定谁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都，就是认定谁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第一基地，是华夏精神故乡，当然就是要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西安的呼声最高，但是缺乏历史学的专门论证，因为这种论证在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古都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评价的研究课题，更是后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发掘的过程，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活动中的追根溯源，是寻找华夏精神故乡。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古都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客观载体，是我们构建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软实力之关键环节。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年连续五期刊登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中国古都概说》经过严格考证，认为：“自三代以下，共有古都处，涉及王朝和政权个。”这是研究历史上的中国都城应该包括的广义范畴，如果把中国这样处古都进行一揽子比较排序，那就会是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所以，这里面再区分出来那些建立在今天中国内地的古都处，和建立在周边各地的古都53处。把这些处古都根据古今属地化原则来处理，归并到今天的依托城镇共座，研究的工作量也非常大。对此，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强调指出，这些古都所具有的转型发展特征，对于认识今天的城市发展及其定位，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古为今用的切入点，把中国古都学研究与今日城市发展的经济文化前景相联系，有了学术与现实、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利益纽带。为了有利于把握这种古都学研究，史念海教授初步提出“重点研究的古都类城市有65座”。但是史念海教授又强调“其他未列入的，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便探索其间的规律，服务于当前的城市建设。”这就好比死治司马懿，史念海教授给世人出了一道难题，让一切学者望而却步，包括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只有不要任何论证就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干脆蛮不讲理而占有真理。

　　不可否认，已经去世的史念海教授说过新郑是黄帝的故里，是黄帝建立第一个都城的地方。问题是黄帝有八代，都是氏族社会而没有国家，更没有国家的首都城市，那时只有部落和聚落区域。史念海教授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启发我们认识到：中国古都在历史发展中都有所兴废，许多城市延续了历史的发展直至今日，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扩张，现代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因为建造技术也导致了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更不环保和具有可持续发展优势；对比于古都城市的发展，由于承载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推动城市旅游、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市民精神文明素质提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利害攸关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因素。这种情况下，“中华第一古都”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之一，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以学术的良心良知来发掘，而不是用教授博士的学术牌位来混淆是非。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支持的“西安13王朝古都”教授观点，它认为农民起义政权是不能进入历史纪年的，这与台湾的历史学观点相一致，明确共产党作为工农政权的代表当然和这些不能计入古都历史纪年的农民起义政权一样，进入城市就杀人放火，烧毁文物典籍，至多是象共产党宣扬五四运动精神“打到孔家店”那样靠农民革命起家，其工农兵政权打着保护传统文化的幌子大量破坏历史文物。这种没文化的野蛮政权只能是李自成之类封官许愿的骄奢淫逸，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珍贵文化遗址遗产，共产党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剥削压迫人民群众，中国历史纪年只能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权而不能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虽然中华民国在蒋介石时期开始败退到台湾，但是历史学只能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情合理的有文化政权。正如斯大林的前苏联政权是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红色政权之恐怖政权一样，在宪法上写明白了自己是工农政权的新中国创造出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贪官污吏终身制集团政治经济学及其文化荒漠，要被永远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那些中国农民起义政权一道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因为这种依靠农民起义发家致富的暴力崇拜者政权是人类良心的噩梦，是摧残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恶魔。所以，农民起义政权不能进入中国历史古都行列，相应的潜台词就是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不能真正进入中国历史学纪年，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倒退和历史文化灾难。这种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学在西安历史古都评价中，得到了共产党政权当地政府的认同，堪称历史的国际玩笑和政治黑色幽默。

　　当前我国存留下来并且得以传续的历史古都，评价因素比较多，情况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共识，但是也往往存在许多不同见解。最致命的缺陷，是中国古都学从来没有能够建立一整套标准对于个古都相应今天的座依托城镇进行等级、档次划分，更没有搞分门别类的研究。至少没有象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排名冠亚季军，分出来一二三个梯队，例如夜郎自大的夜郎国首都就是小古都，大夏王朝都城“统万城”就是中等水平的古都。然而，在没有“小古都”、“中古都”的概念参照系前提下，中国古都学会不遗余力地围绕“大古都”概念大做文章。年2月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教授答应西安旅游局不公开撤销河南省新郑市的“中华第一古都”前提下，由西安政府拿出20万元给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教授的课题组制定一套古都评价标准，来给西安搞一个“第一古都”牌子，把新郑市的“中华第一古都”自然淘汰。我在当时会议上看到这个标准的提纲之后，马上表示反对，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标准体系，它没有作为标准本身必须的基准点，即没有坐标系及其原点、坐标轴和刻度标尺，例如它是以“大古都”概念为起点的，却不能定义“小古都”、“中古都”的概念，使得“大古都”概念成为孤独的鸵鸟，甚至说不清评定“大古都”自己的标准，显然是缺乏逻辑性的西安乱谈。

　　在权威的中国《辞海》以及各种汉语词典当中，都没有“大古都”这个名词及其解释。包括中国古都学会在内的学术界社团、研究者个人，以及整个历史学界，都没有能够统一“大古都”这个名词及其解释，没有给予逻辑严密的定义及其评价标准。我们能够说的是学术感觉当中，所谓“大古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古都里面，那些最著名、最重要的古都，后人习惯说它们是大古都，以表示它们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公认的古都比较分级研究权威专家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在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七大古都》时写序言指出：“哪几个称得上大古都？到了本世纪20年代，学术界才有些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列为‘六大古都’。”清楚表明“大古都”概念是远远早于中国古都学会以及古都学研究的大众流行语，如果要将其学术化，就需要进行科学的逻辑研究确定其内涵和外延，然后才能用来评价中国古都当中哪几个称得上大古都？可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术浮躁适逢学术经费紧缺引起的利益驱动，中国古都学会没有报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支持学者下功夫明确“大古都”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更重要的“中国古都比较学”基础理论研究，而是忙于大搞扬州市“中国盐都”、淮安市“中国运河之都”等等命名收费活动，包括年通过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都是这种追名逐利的学术腐败行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讳莫如深地匆匆忙忙评定命名“中国第七大古都”、“中国第八大古都”，并且由此产生了“中国十大古都”版本繁多、不敢再评定“中国大古都”的被动又混乱状态，把评定“中国大古都”的评定研究搞进了死胡同。

　　“中国大古都”的评定研究与“中华第一古都”的评价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应当说“中华第一古都”必须从“中国大古都”当中产生，然而年通过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的行为，彻底否定了这个基本原则。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回到中国古都学的起始点即原点，首先确定“中国古都”的定义，以便于和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城镇相互区别。因此，应该说我国历代王朝与政权所建立的首都，包括一切地区性质政权建立的都城，以及陪都，全部都是“中国古都”。这个“中国古都”的定义，前提是存在着国家。在外延方面，凡是被历史上某一个王朝或者政权的统治者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不论其时间长短，统治区域的广狭，是全国统一时期的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王国，是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是贵族豪强还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首都还是陪都，是已经沦为废墟还是形成了新的城市，都在“中国古都”的范围之中。

　　　按照这样的基本标准，中国古都在神州大地是星罗棋布，数量可观，要象物质研究从最小的分子原子质子介子等等着手，从最小最短暂古都或者最普通的古都开始研究，就会懵然无措。于是，占领制高点就成为唯一的出路，直接从“中华第一古都”的评定研究下手，找出来最高级别的“中华第一古都”就是确定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定位的统治地位主流王朝之政治、经济核心首都。中国古都学会的“大古都”研究及其命名活动，就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的边缘搜索，至少给我们提供了隔靴搔痒的感觉启发，也让我们看到评选一个“中华第一古都”城市，肯定没有评选多个“大古都”城市更能哄抬物价，坐收渔翁之利。

　　　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华第一古都”当然最显眼，最容易确定。首先，它必须是古今中外承认其古都文化延续到了今日大城市，有古今大城市的物质传承前提下，必须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的国际化首都大城市。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日常生活道德规范，具有无与伦比的决定性贡献。拿这两个条件来照方抓药，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史，此后的任何政权及其首都被排除。一切陪都城市和非主流王朝的首都，全部排除。

　　　元明清三个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落后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先进水平的国家，其首都北京被排除“中华第一古都”行列。尽管，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却是文化相对落后的低水平王朝。明清两大王朝也有重要历史贡献，但是总体上已经成为落日的辉煌，中国在此时此地其实大势已去。

　　　三皇五帝时期没有国家，就没有首都，所以被排除。

　　　夏商开始了最初期的国家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部落联盟的升级换代，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发现了多次迁移首都或者多个首都遗址的问题，说明国家很不稳定，城市化的首都还没有真正形成，即使殷墟“甲骨文”也因为有字无文而没有确凿的政治、经济等等首都资料可供研究，特别是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力已经不能与周礼相提并论，因此被排除。

　　　从西周开始在西安的沣镐建都，正式确定了政治上的诸候分封制来真正实现国家格局的稳定统治，由周公负责组织人员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这是其他任何古都城市皆不能相比的。当时的陪都洛阳（称为成周），是对宗周沣镐而言，包括洛阳后来成为东周列国中心，在这方面都没有再达到这个历史高度，自然而然被排除了。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中国文字，尤其是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国家政治体系，都于咸阳，在西安—咸阳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地域毗邻情况下，是关中文化的大西安传承事实，再一次确立了古都城市西安以无可比拟的竞争力成为“中华第一古都”之巨大优势。

　　　汉王朝是中华民族的汉族形成时期，在汉高祖刘邦正式定都咸阳，并且以咸阳南部的一个乡聚“长安”为名，更名“咸阳”为“长安”（《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之际，就开始了中国长江以南幅员辽阔的民族融合；特别是汉武帝在首都长安明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造就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思想统治传统。这就是东汉在洛阳建都所不能相比的西安对中国历史永久性影响力，并且要求明确“中华第一古都”的城市必须是同一王朝系列当中是最兴旺发达的大城市之一，处于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几千年发展轨道的巅峰状态。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唐朝都于长安，总体历时年。唐朝的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包括武则天称帝修改国号周，在没有废除长安为首都的情况下，除了她从公元年10月至公元年10月的两年住在长安以外，一直住在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直到公元年正月武则天退位，历时20年，从来没有使得东都洛阳取代西安成为当时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大城市。这就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之建都事实面前，实实在在确认了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

　　　对比中国古都学会里面众多学者沿着“大古都”路线逼近“中华第一古都”的方式，上述方法显得太简单容易了。真理是平凡的，但具体研究是不厌其烦的艰苦工作，需要寂寞精心的孤单琢磨，没有哗众取宠的热热闹闹那样光鲜照人。针对杭州市稀里糊涂成为中国的“大古都”，许多学者难以解释这个只有年建都历史，并且完全没有主流王朝强势首都机遇的城市，凭什么从街谈巷议的“大古都”行列走进中国古都学会的高谈阔论之中？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毕竟是都有主流王朝强势首都机遇的城市，怎么能与杭州平起平坐？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在年对此做出了学术回答，他认为在“大古都”的评价和量化研究方面，“大古都”应当是传统王朝（即本文所说的主流王朝）的都城，杭州虽然是作为偏安王朝的都城，但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传统王朝（即本文所说的主流王朝）都城的代表；作为六大古都之一的原因就是今日杭州市的国际知名度，也就是把古都在当代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这是绝妙的狡辩逻辑，我虽然不是冠亚军但是我代表了冠亚军，我的古都历史不如人但是我的今天城市影响力迫使你给我面子来把老祖宗抬高档次，真正是一荣俱荣，爷爷跟着孙子沾光。

　　　其实，这终究还是因为今天的城市品牌不够亮丽，需要老先人那些亮点来粉饰一下，给增光添彩。这种尴尬使得古都比较分级研究权威专家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更加引人注目，原因是他把“大古都”划分了三个层次级别：第一级别的“大古都”是西安、北京、洛阳；第二级别的“大古都”是南京、开封；第三级别的“大古都”就有杭州。这样维持了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的学术面子，更加使得现代城市地位影响到了“大古都”评价以及整个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方向，把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反复强调的那种为了今天城市而去评价古都并由此引起各个城市追捧竞争“大古都”评定的观点，进一步白热化。

　　　于是在年，何一民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逻辑，指出中国古都的历史文化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因此他提出古都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要着眼于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服务。他针对这一点，明确强调这必将成为中国古都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何一民这些言论受到了中国古都学会的高度重视，在给西安政府的课题费用申请报告当中就专门叙述。尽管不少人说这是用今天城市形象工程绑架古都的历史文化及其遗址，往往就造成破坏，还能美其名曰开发保护。但是我们暂时避免这种学术以外的议论，仍然尊重中国古都学会的这种逻辑和思路，并且依照这种逻辑和思路来评定“大古都”序列。前述我们已经确认了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那么按照中国古都学会的这种逻辑和思路，在北京与洛阳之间，今天北京的首都地位和对中国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洛阳市，再说元、明、清王朝连接近代中国而对今天的城市现代化影响突出，其首都北京当之无愧的超越洛阳，成为“中华第二古都”；洛阳则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华第三古都”。第二级别的“大古都”南京和开封之间，现代化差距明显很大，南京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华第四古都”。开封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华第五古都”，并且与第三级别的“大古都”杭州之类截然不同。至于后面那些古都还要不要排座次呢？要找到新的适应性标准才行。

　　　年西安市长批示万元解决“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问题时，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朱士光教授作为“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专家组长，在西安旅游局会议上和我共同面对电视台同志的质疑：谁是中华第二、三、四…古都呢？如果说不清谁是“中华第二、三、四…古都”，那么“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就会有后遗症。因为这说明你没有过硬的一整套标准来评审，而是信口雌黄，就象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那样属于忽悠众人，欺世盗名。现在，第三级别的“大古都”杭州之类城市如何作为古都进行排名？“五大古都”排座次使用的标准在此无法适应，因为“五大古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即本文所说的主流王朝）的都城，上起到周、秦、汉、唐、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这中间的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强调的是盛世王朝。对于强势“大古都”以外的弱势群体之众多古都来说，必须另辟蹊径。这是中国古都比较学研究最为繁杂的一部分工作，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对此进行古都等级及其量化分析框架的探索，提出了都城的时间、性质和王朝疆域、控制程度、遗址遗迹、今城等级、重合度、继承性、知名度等等九大评价因子，并以安阳、南京、杭州三个古都城市为例子，做出实证分析，他论证了安阳比较于杭州更堪为“大古都”。

　　　这是中国古都比较学研究的真正第一次确切量化分析对比，既验证了年中国古都学会评定安阳为“第七大古都”的基本正确性，也客观上批评了中国古都学会没有对“第六大古都杭州”进行科学评价就给予承认和肯定乃是一种错误，特别是在缺乏科学评价的情况下就草率行事评定安阳为“第七大古都”，失去准确性。年中国古都学会采纳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意见，决定将安阳列为“第七大古都”，引起了纷纷议论的不同意见，迫使当时的中国古都学会在仓促结束议程之际让主要人物赶快离开。因为许多人要求把江陵（今日湖北省荆州市）作为楚国的都城，也列入“大古都”队伍，理由是楚国包括了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和西楚霸王项羽的家乡湖州，面积远远大于南宋王朝和殷商。甚至，在中国古都学会认定安阳市为第七大古都时，很多专家就提出了荆州应该成为第八大古都，它的文明史要比只有甲骨文字而无文章制度的殷墟更为明确。此后，不少学者干脆提出“十大古都”的盘子来向中国古都学会挑战，要求把江陵、成都、银川、沈阳、大同、巴林左旗（辽国都城上京的所在地）等等都纳入“大古都”队伍，等于把“大古都”圈子膨胀爆炸给砸了锅。

　　　面对严峻的形势，老资格的学术权威专家已经使得中国古都学会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从第一任会长史念海教授手里接任第二任会长的朱士光教授是勉为其难，一再说认定“大古都”的事宜和标准应该经过充分研究，集思广益，慎重确定，企图收紧“大古都”的认定口子。同时，他又强调指出确定“大古都”的意义重大，不仅仅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还具有提高现代化城市地位和知名度的作用，这对于城市开拓市场、推销商品、发展地方经济显然是十分有利的。他倡导学术专家要对“大古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给予积极的 　　　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朱士光教授主持认定郑州市为“中国第八大古都”的理由，是郑州有殷商时期的商城遗址。如何判断商城遗址是古代首都所在呢？过去远离中国古都学会的考古学专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设计了一套标准：1，在殷商时期有城建实物遗址，就是城市。2，有代表国王权力的宫殿遗址，就是都城。3，宫殿遗址里面有礼器文物发现，就是国王都城的等级确认。商城遗址符合这些条件，郑州就是古都。而且时间早于“第七大古都”安阳的殷墟，就应该是“中国第八大古都”。反对意见是：中国个古都全部符合这些条件，是否大家共同成为“大古都”？安阳的“第七大古都”认定本身就缺乏学术民主，更没有科学论证的坚实基础，凭什么把安阳的“第七大古都”当成为标准参照系？商城遗址这样的古都在河南省就不少于五个，因为殷商时期的国家建制还不完善、不稳定，究竟什么样的都城遗址才是殷纣王皇城级别的古都？现在没有科学定论。认定郑州市为“中国第八大古都”的真实内幕，是否和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同样属于学术腐败？

　　　让人们叹为观止的中国古都学会这一个又一个闹剧，把学术社团推向了臭名昭著的境地。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朱士光教授急忙要求加强古都学理论建设，提出从“1，地理环境与资源；2，古代都城空间布局与形态、结构；3，文化与制度。”这三个层次来建构中国古都学理论，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论文成果运用这三个层次理论解决上述问题，显得空洞漂浮，苍白无力。此后，朱士光教授又把历史地理评价作为基本因子，用来包括了政治因子、城市建设评价因子、文化影响因子，建构中国古都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有辅助体系：1，发展因子，就是城市竞争力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2，非物质文化因子，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3，权重因子，就是其他决定性的因素。遗憾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高谈阔论永远离开了中国古都比较学研究的基础理论，甚至远离了中国古都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更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告了国家民政部关于暂时停止中国古都学会等社团活动，指出中国古都学会没有能够通过年度审查。

　　　中国古都学的学术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古都学的发展需要创新，更需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自由民主，改变学术社团变成学术霸王的扼杀学术生命力局面，在学术界倡导改革开放，防止学术僵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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