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政治上的大兼并各国战争愈演愈烈

众多学者都指出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称霸战争发展成为了兼并战争。两者区别在于前者是战胜国只需让战败国承认其霸主地位即可，以此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后者则转变为战胜国吞并战败国土地、人民，以获得实质性战争果实的战争。兼并性质的战争起于公元前年的越国吞灭吴国，自此后楚国、齐国等国家便不断蚕食周边小国，兼并战争由此大兴。战国前期主要是各国国君任用有能之士进行变法的时期，变法中采取的各种革除敝治的政治、经济等措施为战国中后期诸国互相兼并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

自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战国七雄格局正式形成，魏国是当时第一个崛起的大国，魏惠王时期便打败秦国取得河西地区，但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后魏国便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了。继而兴起的便是秦国，秦孝公励精图治求取贤才，经商鞅变法后惠文王时期国力大盛，逐渐加入到中原各国角逐之中。楚国是当之无愧的地大物博之国，它凭借春秋时期残余实力在当时也堪称一雄，“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说明的正是战国初期的政治情况。齐国经威王变法后形成威宣盛世的繁荣局面，是战国时期继楚国后唯一一个可以和秦国对抗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秦齐称帝”一事就足以证明齐国实力。

赵国是最晚实行改革运动的国家，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一系列军事改革之后也一跃成为战国一雄，成为继齐国后可以与秦匹敌的大国。燕国地处北方，与中原各国来往甚少，实力相对薄弱，后经燕昭王招揽人才实行改革后，国家实力才逐渐强大起来，五国破齐中它曾是主力，也自然可以被视为一雄。诸雄逐鹿自然免不了军事较量，所以战争往往是一触即发。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往往决定国家政策，战国四公子就是存在于这种政治环境之中的，他们虽称不上乱世枭雄，但是足可以谓为英杰才俊。乱世之中，位高权重的他们自然也是时代的弄潮儿，尊贤重士，约纵离横是概述他们政治活动极好的注脚。

战国七雄格局形成之后，各国互相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在此种形势之下纵横家这一阶层便应运而生。士人是纵横家的主要构成成分，他们在追名逐利的时代风气和布衣卿相的时代现象的影响下，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操控着各国外交方针。除士人阶层外，战国四公子也可以被称为纵横家。因为四人都率领过多国军队攻秦，并且孟尝君曾为魏游说燕赵，平原君为赵游说楚王，信陵君的上书魏王和春申君的上秦王书等这些行为都可以把他们确定为纵横家。

春秋和战国初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地主和雇佣农阶层。由于小农经济逐渐成为了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支撑着整个国家运作。冶铁技术和铁农具的出现以及农田灌溉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较春秋时期有很大发展。手工业方面出现了家内手工业、个体经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和大手工业，从这个细分的程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也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商业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和巨富，大的商业城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韩国的新郑、魏国的安邑等。

由于当时封君制度盛行，各国的贵族和封君都拥有一定的封邑，他们享有封邑内人民的租税，同时还会对农民放贷，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借助经济方面的优势和政治地位上的便利，战国四公子都曾公开进行养士活动。这群进行养士活动的一批人当中战国四公子是影响最大和实力最为雄厚的。

养士活动起于西周，兴于战国，衰于西汉，养士文化可以说是战国文明的一大组成部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久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去考究，故事实质传达的思想则是尊士、养士和用士。养士活动在战国时代大为兴盛的原因不难理解，总结起来就是养士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利益需求的匹配。战国时代养士主体有两部分，分别是一国之君和国中权臣，养士客体主要是能为养士主体解决问题的士人。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士人”阶层的范围和力量也在不断的壮大。

拉开战国时代序幕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事件，原本只为国之卿大夫的韩氏、赵氏和魏氏经过长年累月力量的积攒，最终赶走了晋君，其地位还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被周天子许以为侯。之后不久还发生了田氏篡齐，这两件事给当时各国国君和群臣思想带来的震撼可谓不小，国君们的忧患意识增强，权臣贵胄门的进取精神被激发起来。与国家上层主体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士人阶层，表现便是没落贵族和进取贫农地不断涌入，而对他们产生足够诱惑力的是权力、地位和金钱。当主、客体和外部环境等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养士活动便顺理成章的发展起来。

先有魏文侯励精图治，礼待田子方、段干木、子夏，任用李悝、西门豹、吴起使魏国成为战国一雄。接着齐桓公午修建稷下学宫招揽天下人才，为威、宣、闵盛世奠定人才基础。秦孝公广发招贤令引入商鞅，这才有了秦后来统一天下的故事。燕昭王筑黄金台，也只是为吸引人才，入燕的乐毅雪耻了燕国之仇。与君主养士活动相对的便是权臣养士，孟尝君可谓是权臣养士活动风气的首推者。之后的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都极力效仿孟尝君尊士、养士和用士。所以贾谊首次把四人并列称时指出了“尊贤重士”的共同点。可以说养士活动给予了四人政治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机会，同时四人也推动了养士活动成为战国文化的一部分。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nzhengzx.com/xzls/13739.html